第十六章
年底前几天，李娟出院了。
“一个时期内别让她累着，以后会慢慢适应的，但是千万注意别得肾炎，只剩一个肾了，得加倍爱护……”
医生嘱咐我像嘱咐娟的家属。
娟在小超市门前伸展双臂，动情地说：“真想将它搂在怀里。”
高翔有所准备，不失时机地为娟拍了一张照。
当我将房本交给她时，她吃惊地问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我就将房主要卖房和倩倩要给予精神赔偿的事大略说了一下。
“这卡又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“也是精神赔偿……”
我没给娟看纸条，因为纸条上有“你俩”两个字。
娟向我要过去手机，立刻与倩倩通话——手机传出一个不是倩倩的女人的声音，甜而礼貌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您拨的号码已经注销了……”
她看着我问：“错了？”
我说：“没错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你与她争了？”
我也愣了一下，平静地说：“绝对没有，我只不过替你主张了一下你的权益。”
高翔说：“我作证，是那样。”
娟将手机还给我，垂下头忧伤地说：“咱俩又将失去倩倩了。”
“你说过的，咱俩迟早会失去她的。”我这么说时，内心也不禁戚然。
“可……不该是这么一种失去法……这……这也太使人心里别扭了……”她抬头注视着我，眼圈红了。
我说：“是啊。”我轻轻拥抱住了她。
翔说：“有的事，只能顺其自然。”
五十几天的日子里，超市的收入减少了一多半——因为我隔一天就去探视一次娟，等于半天营业；而半天营业的超市，收入大抵少于半天。
娟回来后，又开始十五小时营业了。我怕娟累着，与翔约定，下午六点以后，由他来替我俩看店，我俩去他的照相馆休息，并睡在那里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八点开门前再来换他。
收入逐渐上升了，但再没达到原先的情况——同一条街上又有另一家超市开张了，而且比我们的面积大。娟忧心忡忡，嘴上却只字不言，反而劝我：“别急，你那口子不是说，有的事只能顺其自然吗？得感激倩倩，毕竟使咱俩没了交房租的压力。那么，除了咱俩吃饭、零用和水电费，稍有剩余我也满足了。每月剩余两千多，年底还两万多呢，那么也等于咱俩每人每年净挣了一万多……”
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其实我更想说的是，我并不欠倩倩什么，论感激，我应该感激的是娟——小店的房本是她用左肾换来的。否则，每月还得交租金的话，那我俩差不多月月等于白忙活了。
翔明显地瘦了。
他的小照相馆也不能总关门，那他也等于白交租金；而白交租金对于他也是不小的压力。白天在照相馆那边营业，晚上六点再到超市来接替我和娟，真正每天上班十五小时的其实是他。好在他喜欢看书，没顾客的时候，在哪儿看书对他都是精神享受。
娟曾歉意地对他说：“对不起哈高翔，拖累你了。下辈子找对象千万别找婉之这样的了，太自讨苦吃了，是吧？”
翔呵呵笑道：“已经爱上了，咋办呢？这辈子认了，下辈子再说下辈子的吧。”他的笑声像我养父，样子也像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才说他暗中托徐主任给娟介绍对象了。
我问：“你怎么不自己介绍？”
他说：“我是外地人，徐主任认识的深圳人比我多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娟想找什么样的？”
他说：“比她自己还清楚。”
“说说看。”
“李娟是一门心思要靠诚实的劳动多挣些钱的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普通劳动者每个月多挣一百元都不是容易的事，所以她需要一位同时是创业高参和左膀右臂的丈夫。亲爱的，恕我直言，你与她虽然是精诚合作，却绝非最佳搭档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她是要往前闯的，是果敢型的女性，性格上说干就干，对挫败的承受力较强。而你是随遇而安的，优柔寡断的，你对挫败的承受力远不如她。归根到底，你对钱的需求，没她那么迫切，那么强烈……”
我一边听一边思忖翔的点评，暗自承认，他说得挺对——如果不是神仙顶我那一坨子“事实上”的亲人需我周济，并且“事实上”周济成了我的责任，我对钱所持的态度往往类似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——更直白了说，我不愿意为了多挣钱而使自己陷于忙碌与辛苦。
翔又说：“既然聊到这儿了，那我干脆更坦率地谈谈我的看法。亲爱的，我认为哈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你应该终止与李娟的合资，找一个不至于使她猜疑的借口抽出你的股份，让李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单独往前闯。否则，只怕你会成为她的绊脚石。我用词不太中听，你可别生气哈……”
我说：“怎么会！忠言逆耳利于行嘛。”
嘴上虽这么说，心里却有点儿不以为然。因为我觉得，正是合股的关系，使我和娟的友情具有了风雨同舟的意味。由我来破坏这种关系，究竟对我俩的友谊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心里没底。
第二天，医院通知娟去领取退款——倩倩将一切费用都结清了，我先前交的钱自然得退给我们。
我陪娟去的，带上了倩倩给我的卡。办理员问我俩要现金还是打到卡里？
我主张打到卡里。娟坚持要现金。
那是不少的钱，十三四万呢。好在有了百元大钞，也就是一大捆又几小捆。
办理员开玩笑地说：“瞧，快把我们保险柜取空了。带着这么多现金路上不安全吧？真不明白你们。”
娟拉着我进入了女厕所，脱下外衣，将装钱的布袋斜背身上，再将外衣穿上。
我问：“娟，抽的什么疯？干吗非要现金不可？”
她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这双手，从没摸过那么多现金，体会体会嘛。”
我嗔道：“那你该去银行工作。”
她说：“第一是去不了，那是事业编制的单位；第二是整天点的是别人的钱，我怕自己经受不住诱惑，哪天起了贪污心。”
“别胡说！”我打了她一下。
在出租车上，我与翔通了几次短信，叫他去超市。
翔说：“怎么，我又开始为你俩上白班了？”
我说：“就今天上午，我俩得临时征用一下你的地方，娟要与我商量点儿事。”合上手机盖，我问娟究竟要与我商量什么事？
娟说：“我有大动作的念头了。”又附我耳悄语：“钱是有热度的，我胸前暖乎乎的。”
进了照相馆，娟插上门，将我扯入卧室，拉上窗帘，脱了外衣和鞋，东北老太太似的往床上盘腿一坐，倒出布袋里的钱，拆了大捆，一小捆一小捆地摆了两溜儿；拿起一捆亲了一下，让我坐她对面。问：“咱俩另外还有多少钱？”
我想了想，困惑地说：“两万多点儿吧。”
她又问：“连卡里的十万也算上，加一起，二十五六万啊。”
我说：“卡里的十万是倩倩赔偿你的钱，不是咱俩共有的。”
她说：“先别分那么清，先说说对咱们这些钱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我说：“暂时也没什么打算啊，按既定方针办呗。先把咱俩的本金各自抽出来，其余存上，好生利息。”
她问：“你眼下有用钱的地方吗？”
我说：“那倒没有，一旦有的话我折上的两万多元也够用。”
她又问：“你想过没？由于有了另一家比咱们的超市大的同行，咱们以后的收入很可能越来越低。”
“你有什么想法直说好了。”
娟看出的不妙我自然也预见到了，但我确实无计可施。在经商方面，我的脑子不够用，或者也可以说——脑子不愿往那方面转。在这一点上，高翔一点儿都没说错我。
于是娟谈起她的“大动作”来——她说应该用现有的钱再租一处地方，开一家新的超市。二十五六万肯定够了，可能还会租到较大的门面……
“先预交一年的房租，比如十万吧。再用十万大致装修一下。超市不是饭店，不必在装修方面花太多钱，剩下五六万进货，先开起来再说，有了收入再逐渐将货配齐……”娟的话说得很慢。说一句停一下，观察我脸上的反应，见我没有明显反对的意思，才谨慎地说出下一句。
我静静地听她说完，保持着不变的表情问：“你估计咱们多久会收回成本呢？”
她说：“往乐观了估计，得两年吧。保守一点儿估计，得做好三年的心理准备。咱们现在的超市，按我的想法就别开下去了，明明竞争不过别人，何必硬撑着开呢？开药店或书店怎么样？咱们前后两条街上，既没药店也没书店。开药店利润高，但审批过程复杂点儿，有一定资质要求。开书店的利润也高，但这由买书人的多少来决定。如果书店开在读书人少而又少的街区，那差不多就等于白开。咱们这街区到底有多少喜欢读书的人，就由你去了解吧。总之不论开药店还是开书店，都更干净了，咱俩照样可以睡吊铺。没了房租的压力，你就在这边守着。挣多挣少，咱们都心平气和地来接受。我呢，负责新开的超市。婉之，咱俩之间，你说了算。我提供的只不过是个想法，行与不行，你拍板。”
我对娟不禁刮目相看。她说得头头是道，我不得不暗自承认在经商方面她的能力就是高我一筹。她说由我拍板，还不仅仅因为开那小超市时，我出的钱比她出的钱多些嘛！
我说：“娟，听你的，干了。”
我这么表态，一方面是出于对经营药店或书店的中意；另一方面是出于对翔的“报复”，我想让事实“打”他的脸。
我俩回到超市后，娟兴奋地对高翔重述她的想法。翔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好主张！但跟我说白说啊，可敬的婉之同志什么态度啊？”
娟说：“还能什么态度？她百分之百地支持呗！”
翔也刮目相看地问我：“是吗？”
我一脸庄重地说：“是的，使你这位可敬的业余的心理学者意外了吗？”
娟诧异地问：“你俩怎么阴阳怪气的？”她的话将我和翔都逗乐了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翔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娟满市转，像我和娟当初那样，到处寻找可租的门面。而我宁愿在家看店，我对那事不但外行，其实也提不起兴趣。
我与赵凯经常通信。鼓励他好好学习，成了我这个“事实上”的小姨责无旁贷的使命。自然而然的，我也负担起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。那对我倒不构成什么经济压力，只不过要克服心理上不情愿的那种别扭。赵凯向我汇报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，我心理上的别扭渐渐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我二姐给我写来了一封信——她说她“惊喜”地见到了张家贵，并且抓住机会托人向张家贵为她自己说了媒，但张家贵没明确答复，离开神仙顶之前只留下了“考虑考虑”四个字。
二姐求我替她“争取争取”张家贵。
“他比咱大姐大十五岁，比我大十七岁，从年龄上讲，他占了我的便宜。我不嫌他大我十七岁，而且态度主动，这是他多大的福分嘛！婉之，你若替二姐说成了这事儿，二姐不但这辈子感激你，下辈子也感激你。你想啊，那二姐的后半生，还有赵俊和赵凯两个子女以后的生活，不是再也不必你操心了吗？你自己不也永无负担了吗？他当年要娶咱大姐没娶成，如今要是与我结合了，不也算张何两姓续上了缘分吗？好小妹，求你了，二姐这里给你鞠躬了！盼望你回复二姐一个佳音……”
我二姐那封信使我很添堵。每一行都看得我心里又别扭起来。特别是“争取争取”四个字，使我又好气又好笑。我将信撕了，既没给高翔看，也没跟娟说起。
不久张家贵回深圳了。
他与我通了一次话，说：“又可以为你俩的小超市服点儿务了。”
娟认为我俩应该做一次东，让张家贵与翔和徐主任认识一下，也应郑重地对张家贵的帮助表示感谢。
她说：“但是呢，以后咱们不能再白用人家的车和司机了。虽然那是他愿意的事，可咱们不能心安理得，何况人家每次还为帮咱们的忙白费了汽油呢！一码归一码，你说是吧？想想吧，人家办起那么个小运输公司也不容易，又要养车又要养司机的，每次我都不落忍。咱们现在的情况好了，你看这样行不，咱们与他说定，以后每次都用他的车进货，费用照付。他要是打点折，那咱们倒可以接受。这样不也反过来支持了他一下吗？那点儿收入对于他当然不算什么，但会使人心双方面都挺暖和呀！”
娟的话深合我意，当即表示赞成；并且不由得暗想，如果我二姐在通情达理、将心比心方面及娟的一半，也不枉我认她这个“事实上”的姐，大约张家贵对她抛出的绣球，也就不会不接而仅说“考虑考虑”了。
张家贵对我二姐究竟有意还是无意，其实我无法断定。“考虑考虑”或许是句认真的话，而不仅仅是搪塞之词，这一种可能也不应排除。
我决定，如果见了面后，他主动谈起那事，哪怕稍微表达了一点儿有望结合的意思，我也还是要替我二姐说说好话。但如果他只字不提，则证明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那么，我也只能装出完全不知道的样子。
转眼到了春节。
三十儿晚上我们三人聚在翔那儿——翔提前将电视搬过去了，我和娟嗑着瓜子看电视，翔为我俩抓拍了一些照片。之后他扎围裙，戴套袖，大显身手，开始施展烹调水平。我和娟还看电视。联欢晚会开始时，我们已在享用美食了。“春晚”结束，翔在鞭炮声中离去，我在门口吻了他。新的一年，有了他，我心里无比踏实幸福。
翔说：“别忘了给你父亲打电话。”
我说：“你与他通话吧，代我问好就行。”
翔坚持说：“还是你吧。”
我说：“谁不一样呢？”
翔严肃地说：“听明白了，不一样。我自然是要与他通话的，但他肯定更想听到你的声音！”
我说：“好好好，听你的就是。大过年的，别又教训我啦。”
我将他推出了门——他得替我和娟去看店。
娟过意不去地说：“要不我回店里，你俩在这儿吧。今天晚上还让你俩分开，我真不好意思。”
我说：“你犯不着内疚，正中他下怀，没见他夹着本厚书吗？”
翔是个书虫，比我还爱看书。兴趣广泛得没边儿，什么书都爱看，还喜欢收集旧书，有时不惜花高价买。
我与养父通电话时，他那边挺热闹。他照例又回老家过春节，肯定也喝得尽兴，高声大嗓让他身边的这位亲人那位亲人跟我“说几句”——我自然也得亲亲热热地与些从没见过的农村的亲人说些拜年话，说到后来，话都重样不走心了；对方说些什么，我也左耳听右耳冒根本记不住了。
然而我并非在虚与委蛇；我真的很高兴与养父的每一位亲人通话，他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啊！但我喝了两杯酒，头有点儿晕乎。而且，养父那边的亲人太多了，他分明希望我听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。
“女儿，别挂，接着要与你聊几句的是老爸的三叔，从小背过我的哈！三叔三叔，过来听我女儿问你声好！哎女儿，我三叔你得叫三爷爷啊！……”于是我又得向三爷爷说几句重复了多次的拜年话。
“女儿，最后一位！你的同代人，也是八零后，老爸表妹的儿子，清华建筑系的研究生，你叫他……哎，表妹，我女儿该叫你儿子什么？对对对，叫表哥……”我就还不能挂断，继续与表哥拉近乎，虽然是同代人，但我的拜年话已山穷水尽，委实不知再说什么好了。
终于结束了隔空进行的拜年，刚饮了一小口茶润润嗓子，娟却以谏言似的口吻说：“人家高翔给你爸拜年，你这准儿媳妇不给他妈拜年？”
我推说：“太晚了吧？”
娟说：“不晚，一点以前都可以打拜年电话。”
我推说：“只怕她已经睡下了。”
娟说：“那你也是打过了，一份心尽到了。真睡下了的人，会把电话关了的。”
我一想，翔的父亲已过世，他完全是为了帮我、陪我才没回上海陪他妈过春节。他家有座机，我已与他妈通过几次话了，未来的婆婆每次都嘘寒问暖地对我表示关心，这电话我确实应该及时打过去。虽然初一打也可以，但万一明天早上人家先打过来了呢？那我这个儿媳不是被动了吗？
我不再犹豫，又翻开手机盖拨起号码来。
翔他妈居然还没睡。
我说过了拜年话、送上了祝福词之后，她高兴得笑出了声。翔的姨多，她说她在与自己的老姐妹们打麻将。
我说：“翔为了陪我没回家过春节，希望您多原谅他呀。”
她吴侬软语地说：“没什么没什么，是我让他留在深圳陪你的。我这边一点儿不孤单，翔的几个姨总来。我们老姐们儿都退休了，愿意聚一起叙叙亲情。别挂啊，我让他三个姨都过来跟你说几句……”于是我又打起精神与翔的三个姨聊。
那一通电话终于也结束后，我倦怠极了，头枕着娟的腿蜷在了沙发上。
娟说：“听我的听对了吧？”
我说：“谢了。”
娟说：“听你和两伙亲人聊得热乎劲儿的，我也想与家人通话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不觉得太晚了你就拨过去，我可要眯会儿了。”
我将手机给了她，却没听到她按响。我闭着眼睛问：“想法变了？”
娟说：“喝了点酒，都忘了我家没装电话了。”
她还我手机时，我轻轻握住她的手，闭着眼睛小声说：“抽空我陪你回去，为老爸老妈把电话装上。”
娟说：“是得装上。要不，想他们了，除了写信，没别的法子自我安慰。”
我俩躺在床上时，鞭炮声终于响过去了。静夜之中，我俩都说困了，却又都闭着眼睛继续新的话题——娟首先说起了倩倩，结果我俩的话匣子就都关不上了。回忆起倩的某些事来，连些可笑的可气的印象，仿佛也都具有了可爱的色彩。所有的印象合在一起，似乎形成了一个天使般的倩倩。
我明白那绝不是真实的倩倩，却不明白我和娟的回忆为什么会变得那样。
初一我俩被高翔的敲门声惊醒时，都上午十点多了。
翔在门口拥抱了我一下，悄悄对我说：“我三个姨都夸你了。”
我问：“夸我什么啊？”
他说：“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就是你将来准是一位好妻子呗。”他的话使我顿觉幸福。
吃过午饭，我和娟回到了店里；她接着睡，我则躺着看翔留下的《屠格涅夫散文集》。
从初一到初三，我俩和翔轮流看店，再没一块儿吃过饭，然而都把觉补足了。
初四那天，张家贵和徐主任应邀在傍晚来到了照相馆。徐主任还带了一位叫郑宜然的朋友，三十多岁，是个体的英语教师，租了个地方，办学前辅导班。翔朝我使眼色，我立刻明白郑宜然是为了娟才来的。娟还蒙在鼓里，正因为蒙在鼓里，反而对有些拘束的郑宜然格外热情。她越热情，郑宜然越腼腆；他越腼腆，娟越将他当成重点相陪的对象，主动找话与他聊。聊来聊去的，郑宜然不怎么拘束了。
以我的眼光看来，郑宜然除了个子比娟矮点儿，不论相貌还是职业，都是配得上娟的。我替娟暗喜。
我希望娟有一位知识分子型的、性格沉稳的丈夫，那可以帮她改改她的急性子。郑宜然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，当过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师。我觉得挺适合娟的。
娟要下厨为大家做两道东北菜，翔和徐主任坚决反对。徐主任说东北菜无非就是炖和拌；炖太慢了，你拌一道凉菜倒可以。翔仍反对。
他说：“李娟你的任务就是和婉之陪好客人。你主要陪郑宜然，婉之陪老张。”
但娟还是技痒难捺，在郑宜然的主动配合下，抢先拌了一大盘凉菜，有宽粉条的那种。
张家贵只字未提我二姐主动向他提亲的事，我便一句不问。他说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往神仙顶投，因为根本没那能力，是神仙顶的人偏要将他高抬成企业家。但是乡亲们谁家有困难了，他绝对愿意帮一把。他还嘱咐我要及早将店名改了，别再用“神仙顶”三个字。
我问他为什么？这么山高水远，难不成他们还会找来吗？
“‘神仙顶’这名字倒是好名字，没什么不吉利的。”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说出实情——他无意中向乡亲们说起了我在深圳开店的事，结果传开了，有些人认为我的店既然打的是神仙顶的招牌，那就应该为家乡的发展“尽份力”。如若不然，他们将代表全村人起诉我盗用了家乡的“地名权”……
他们的看法与我养父的看法截然不同，这令我大大意外。
我说：“我很愿意尽份力的，可我更没那能力呀。”
张家贵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替你解释的。几个男人喝醉了之后的话，不必太当真，却也不能不防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还是改了好，免得惹闲气。”
他认为，神仙顶最终的脱贫之法应该是移民下山，否则不论政府还是个人投入多少，都可能打水漂……
他后来的话我没太认真听，因为我的心情郁闷了，而且怪生气的。
倒是娟和郑宜然，聊得越来越投机，不断咯咯地笑——自从她回到深圳，还是第一次那么开心。
翔和徐主任都是厨中快手，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吃上喝上了。
人人高兴，我也又逐渐高兴起来。
我想到了民间所言的“缘”字——这“缘”字使我有了挚友李娟；使我有了一位是摄影艺术家的爱人，那时我已知道，他在业内很著名；还使我认识了张家贵和徐主任两位大哥；也使娟不久后会有自己的另一半。屈指算来，我只身闯到深圳才三年多，我也不过二十三岁刚出头，却已经与娟开起了超市，而且即将开第二家；我已经有了深圳户口，考上了电大……
那时我对“缘”字充满感恩，对生活充满自信，被一种明确无误的幸福所陶醉。
我在心里说：“对不起了二姐，我实在帮不上你的忙了……”
除了这一谈不上“遗憾”的“遗憾”，我心欢喜。
送走客人后，我将张家贵嘱咐我的话如实告诉了娟和翔。
娟说：“那明天就将招牌拆了，反正以后不开超市了，‘神仙顶’三个字咱也不用了，咱不做使自己老乡不高兴的事。”
翔说：“对，我支持。刚才我问过徐主任了，申请开药店也不是太难。如果图快，可以先开成哪家大药店的分店，到时候他会出面做介绍人和担保人。你校长妈妈和护校的影响力，估计也会起作用。”
娟说：“我和高翔议过了，觉得买药的人还是比买书的人多……”
我说：“听你俩的，你俩怎么决定我都服从。”
第二天我们就将招牌拆下来了，毁了——有点儿像毁灭证据似的。我们三个都是怕惹麻烦的人，在此点上态度空前一致。尽管，也许不会真的有什么麻烦。
既受到另一家超市的挤压，又没了招牌，销售额每况愈下，但我们都认了，因为有了“大动作”，对未来依然是充满信心。
不久娟和翔租成了一家门面，有一百三十几平米，地点也好，只是租金贵些。
娟说：“婉之，我真的喜欢上那儿了。租金是贵了点儿，但几乎不用改造，稍微装修一下就成，不是还省了笔钱吗？”
翔也用东北话说：“我认为，干得过。”
我则照例是那句话：“你俩决定，我服从。”
那时刚过十五，打工者大潮还没向深圳回流。
翔说：“别拖了，是人都能干的话，自己动手吧。”
他无形中成了我和娟的主心骨。按照他的决定，由娟看店，我配合他抹墙，粉刷。我第一次干那种活儿，他却干得挺在行。我问他怎么学会的，他说有一个时期他外婆生活在上海农村，他每年都为外婆刷一次房子，自己免不了抹抹砌砌的。
就在我们热火朝天准备新店开张时，娟收到了她家来的电报。
我便也第一次见到了电报——“父病速归”，电报上这四个字，使娟立刻慌了。
我安慰她：“是父病，不是病重，更不是病危，别往最坏处想。”
娟说：“让我速归，那肯定就不是一般情况。”
翔说：“不是密电码，不需要破译，无论如何李娟你必须立刻准备回去。”
娟说：“是啊是啊，我得回去。”
我说：“我陪你回去，要不我不放心。”
翔说：“对。要不我也不放心。”
娟说：“可，把小店和没干完的活儿都留给你，我太……婉之别陪我了吧？……”
翔说：“不争论，你俩都听我的。剩下这点儿活，我慢慢干就是。”
他为我和娟买了从深圳飞到北京的机票。
按娟的想法，是要一路坐列车回东北的。翔说：“那得多少天？省钱也不该省在这件事上！”
我和娟出了机场，直奔车站。往东北去的票挺好买，娟又想省钱，而我坚决反对。
她说：“又坐飞机又坐卧铺的……”
我打断她道：“你别忘了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。”
当晚我们已在北京去东北的列车上了。
第二天上午，我俩又坐上了长途汽车。
冷——尽管我已穿上了长羽绒服，却没穿棉裤和棉鞋。临行匆匆，在深圳一时也买不到。那种凛冽之寒不一会儿就将我的毛裤和单靴冻透了。我瑟瑟发抖，想忍住不抖都不行。
好在车上人不多，娟给了一位坐在车头那儿的乘客五十元钱，对方同意与我换了座位；又给了司机五十元钱，司机同意我脱了靴子将双脚放发动机盖上，那罩了棉罩的地方挺热乎。因为有那一点儿热乎气儿，车的前窗没上霜，可以望到外边的冰天雪地。北方的大地真叫“大地”，相比之下，贵州显然只有少许的“坝子”而无“大地”，自然也就没有地平线。
我第一次看到了地平线，它直得使我感到不可思议。红日那时刚刚升起在地平线上方，我觉得如果我站在地平线那儿，再手举竹竿，似乎可以拨动那红日。路两旁的“银树”也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，恍如梦中。在冬季与娟一块儿回她的家乡欣赏雪景一直是我的一大愿望，但眼前的“银雕玉砌”却没使我感到丝毫诗意。可见人们常说的，审美需要心无挂碍是对的。此时的我心里总是在替娟祈祷她的父亲能转危为安，欣赏美景的能力相应地也蜕化了。在飞机上我的确是照顾她来着，因为她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有恐高症，飞机一起飞就有了紧张的精神反应，每一次颠簸都使她惊恐不已。但一下了飞机就是她开始照顾我了——北京风很大，从那时我就感到冷了。列车上也不是多么暖和——实际上我是感冒了，在发低烧。
长途客车的司机说外边不是太冷，“才零下二十四度”。
三个多小时后，汽车到了一个小镇后就到终点了。我的双脚一着地，顿时领略了什么叫“才零下二十四度”。娟说再有十一二里就到她家那个村子了——她去联系能够拉上我俩的小面包，却像我为了给赵凯开家长会时的情形一样，喊着问了半天却无顺路的车，而那时我已快冻僵了。终于有一位马车老板主动问她愿不愿坐马车？我已冻得说不出话，只是一个劲儿点头而已。
一坐上马车，娟立刻脱下我的单靴，将我双脚抱在她怀里。车上有几条麻袋，她也扯过来盖在我俩腿上。
她问老板子：“叔，能不能让马快点儿啊？”
老板子说：“能，怎么不能呢？我一动鞭子，它们不就跑起来了？可它们一跑起来不是就累吗？它们累，我心疼啊……”
娟打断道：“给你加二十元钱！”
老板子说：“五十吧，一块豆饼还四十元呢！”
娟连连说：“行，行！……”
于是两匹马跑了起来。冷敲骨吸髓，我都听不出马铃声悦耳了。
老板子问娟：“这是你妹妹？”
娟说：“对。”
老板子问：“姐俩从外地回来？”
娟“嗯”了一声。
老板子又问：“是接到家里电报了吧？”
娟敏感地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车老板长叹一口气，无限同情地说：“唉，你们那个村啊，惨喽！我也不是头一次捎你们两个丫头的脚了，连往年在外地过春节的，近些日子都一拨一拨地回来了……”
“我们村出什么事了？！”娟那张冻得通红的脸，霎时苍白。
我说：“娟，别听他胡说，他成心吓你！”又大声问车老板：“你在开玩笑是吧？”
车老板也不答，一挥长鞭，甩出一声脆响，紧接着发出一声吆喝：“驾！”于是两匹马飞奔起来……
我和娟一进村，立刻被不祥所包围——某些人家的篱笆上，院内的树上，挂着白幡和黑布条。有人家的篱笆几乎用整匹的黑布罩住了；有人家院内的枯树枝上开满了大朵的玉兰——细看却不是，而是纸花。
村子一片死寂。
一户人家院门口有只大黄狗，呆瞪着我俩，不动，也不叫，像被什么事件吓傻了。
李娟家门上同样有白幡。她看着家门说：“婉之，我腿软了……”
门一开，她跛足的弟弟走出来——他大概从窗口发现我俩了，帮我一左一右将他姐扶入屋里。
娟的母亲原本盖着被子卧在炕上，此时欠起身，也没让娟介绍一下我是谁，只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女儿，声音抖抖地说：“女儿，你可回来了……”就说了那么两句话，再就只流泪说不出话来。
我扶娟坐在炕边，她弟神情木然地告诉她——因为煤价上涨了，某镇长家承包的小煤矿急需矿工，初八就到各村招人，二十几人就这么被招走了。年轻人更愿意到城里去挣钱，还愿下矿井的极少，招走的都是父辈男人。娟她父亲那样干不了重活的人也被招走了，说矿上缺一个往井下送饭的人。煤涨价了，而且涨得挺猛，煤老板自然高兴，给的工钱也就高了点儿。那些个已过了最佳打工年龄的农民，为了能就近挣那笔钱，去得也都高兴。不料头一天就出了事故，而井下偏偏是本村的十三个男人在加班，全被砸下边了，娟的父亲和伯父也在十三人中。煤老板闻讯就跑了，县里组织了紧急抢救，但十三人全都死了……
娟她弟讲得很快，背书似的，却又讲得一清二楚，并不混乱。
我听得屏息敛气，目瞪口呆。
娟一头栽倒在地。
娟她妈下地了；娟躺在炕上了。她妈为她冲了一碗红糖姜水，我扶着她让她喝下去。
她紧紧握住我一只手，流着泪说：“婉之，你看我这命……你还是别交我这个朋友了，将来会拖累你的……”
我也不禁流下泪来。
忽然外边起了骚乱之声——有怒吼，有咒骂，有哭声，有哨声，有警告声……
娟她弟出去了一会儿，回来向娟汇报——县里的干部又来了，还来了一车“公安”。县里的干部说，一定会将煤老板抓回来，生命赔偿之事须等那时再定。县里财政吃紧，还欠着银行大笔的钱，眼下只能先向每家垫发一笔丧葬费。死者家属和亲人们当然不同意，双方差点发生肢体冲突。
娟她弟说死者还摆在镇政府院里呢，家属们统一了态度，不得到赔偿费绝不办后事。
晚上我就发起烧来。娟她弟请来了镇里的医生，我挂起了输液瓶。
我真恨自己身体不争气：“娟，对不起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，反而添了麻烦……”
娟说：“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坚强得起来，不会被压垮。”
我让她去陪她母亲睡，对她母亲那也是种慰藉。
她让她弟和我睡一间屋，以便随时照顾我。
那少年坐在炕另一头，眼睛盯着药瓶不躺下。
我说：“你睡吧，滴完了我自己会处理。”
他摇头。
点滴完毕，我再次催他睡，他才和衣而卧。
我刚关灯，就听到那少年哭了——强忍着不哭出声但还是忍不住的那种哭。
我说：“小弟，你姐回来了，一切你姐都能处理好……”
他说：“我不想活了……”
我心愀然，只有缄默。赵凯信中的话和眼前少年的绝望，如出一辙，让人揪心。
火炕使我一夜大汗淋漓，翌晨烧退。
吃罢一顿简单而又心理压抑的早饭，娟说她已想好了该做什么，怎么做。她母亲也同意——她要先到县里去一次，不许我陪她去，怕我再感冒了。
我便留在家中陪她母亲。
实际上我不知说什么好，那种情况下一切安慰性的话语都没了意义。我只不过听娟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，听到最后也只不过记住了两点——娟作为姐姐，从小没过上几天省心又快乐的日子；她父亲脾气不好，还爱喝酒，一醉就耍酒疯，使娟和她弟多次受到惊吓。老人家说如果自己哪天也要去找娟她爸了，在“阴间”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娟她弟李楠……
近中午时娟回来了，她说已与县政府负责处理矿难的干部谈过了，双方都谈得很坦诚。她在一系列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接下来就是尽快将父亲的遗体火化。
“协议书上写明了由县政府担保，还盖了公章，有县长书记的亲笔签名，我也只能相信呀。我没精力和时间留下来耗着，为了尽快拿到补偿款而让自己父亲的遗体冻在露天地，我觉得也不对……”
我拍拍她手背，表示支持她的决定。
第二天我陪她去火葬场——我第一次穿上了娟为我找出的棉裤和“大头鞋”；第二次去了火葬场那种地方——第一次是“送”我的“校长妈妈”。
当遗体被推入焚尸炉，娟扯了她弟弟一下，姐弟俩双双跪在炉前，而我转身离开了。她姐弟俩就那么一直跪着，直至有人端给她姐弟俩一个木盘，其上是白骨。娟让弟弟捧着骨灰盒，自己将白骨一片片放入骨灰盒中。她那么做时，像考古工作者在工作，表情也极像。
那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情形，连在书本和电影、电视剧中也没见过。
我又看得目瞪口呆。同时，又一次联想到了人、人生和宿命这三个二十岁以前从不曾想过的概念——是的，仅仅是概念而已。当时我无法深思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在那种场合，仅仅概念的联想已使我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老了。
娟很坚强。
我没见她流过泪。也许，她仅仅不在我面前流泪。
娟在中间，捧着骨灰盒；我和她弟在她左右，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地缓缓地走在村路上。厚雪的表面冻了一层硬壳，很滑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。
一个戴长毛兽皮帽子的男人拦住了我们。他身材高大，个子在一米八以上。长兽毛护着他的脸，我看不出他的年龄。
他对娟说：“你上前来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”
娟将骨灰盒递给她弟，走上前去。
他问：“你到底把你爸的尸体火化了？”
娟说：“对。”
他问：“几个人跟你打招呼，嘱咐你别带那个头，你都不听？”
娟说：“我情况不同。我深圳那边还有许多事，我得赶快回去。”
他说：“已然火化了，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但是不许你走！”
娟反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他说：“还用问吗？你走南闯北的，见多识广，你得留下来，跟我一道为咱们李家人争取利益！”
娟说：“我不能，我……”
他吼起来：“放屁！我爸是谁？是你大爷！你把你爸火化了，可我不愿学你！你、你，我扇你个六亲不认的东西！……”
他吼声一落，巴掌已扇在娟脸上。娟被扇得身子栽歪了一下，却没倒。
李楠大叫：“不许欺负我姐！”
他又吼：“没你小孩崽子说话的份儿！今天我就是要教训你姐！”
娟的身子刚一站直，他又举起了巴掌。
娟的鼻孔出血了。我又产生了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的感觉。
我退后一步，铆足了劲儿，弯下腰，一头向那高大的汉子撞去，如同愤怒的公牛顶人那般——虽然我明知对方不是娟的堂兄就是娟的堂弟，但我那时已不管他是谁了——谁当着我的面欺负娟我就要跟谁拼命！
他被撞得向后趔趄了五六步，极力想站稳却还是仰面朝天滑倒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骑在他身上，扯下他的帽子，双手握拳，左右开弓往他脸上光头上猛砸……
他毕竟力气大，我被他从身上推下去了。我坐在雪地上，他站了起来，要踢我。
“你敢！”
娟不知从谁家院子上踹下了一根木方子，双手握着挡在了我前边。
这时，又跑过来几个男人，其中一人夺过娟手中的木棍，将光头男子打跑了。
那男子扔了棍子，对娟说：“你别跟你三哥一般见识，他喝醉了。他那人，一醉安上尾巴就是头驴。你做得对，二哥支持你。”
“二哥……”
娟扑在对方身上号啕大哭。
敢情娟还不止一个堂兄弟；她一哭，我反而放心了……
两天后，娟的小姨将她母亲接走了。我和娟带着她弟弟一起离开了村子。
娟将她家的门销上后，在门前低下头站立良久，像默哀。
在车站，李楠说：“姐，我不能捧着咱爸骨灰盒上车，万一有人好奇，我咋回答？如果直说，引起别人反感那多不好？”
我认为那少年想得细，说得对。
于是娟去买了一个袋子，将骨灰盒装入袋子里，由自己挎着。
“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？想不到我有多牵挂吗？”
刚一见到翔，他就板脸训了我两句。他要是假装训我，声调会很高；而真训我时，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，表情也格外严肃。
我自知理亏，只得认错，并且解释，由于压力过大，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。
“错了就是错了，辩解等于找借口。你的压力会比娟还大？”翔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。
娟从旁说：“她像一张白纸，经历的坎坷太少，也许真就比我的压力还大。”
我朝翔使眼色，他这才注意到娟的袖子上有黑纱，不再说什么，默默拥抱了娟一下。听说他已将新超市装修好了，娟急着去看。
新超市的牌子已挂上了，翔给起的名是“和合超市”。我觉得太俗常了，娟却喜欢。翔说便民超市嘛，店名没必要起得多么奥妙。之所以不与街名联系起来，是为了以后再有分店招牌统一。
我说：“哪还会有分店！说得轻巧，吃根灯草。”
翔说：“我敢断定李娟还会往前闯。”
娟说：“我当然会。”
娟对翔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，问我：“我可以抱他一下吗？”
我说：“请吧。”
她踮起脚跟，郑重而又庄严地抱了抱翔。
翔笑道：“一切辛苦都值了。”
娟与她弟每晚睡吊铺。按我的主张是——她弟腿不好，上下吊铺太不便，每晚可以睡在照相馆；而我和高翔每晚睡吊铺也已习惯。娟说那不妥，非长久之计，给我和翔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。而且她认为，她弟不该总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残疾人，上下吊铺也是种能力锻炼。
于是我和娟曾经的“家”成了她和她弟的“家”，她父亲的骨灰盒也放在上边。
我说：“娟，那也不是常事吧？”
娟说：“是啊。眼下顾不上考虑了，以后再做决定吧。”
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，总还要为生活继续忙碌。
接下来数日，我和李楠蹬着租来的平板车往返于两个店之间，将剩余的货物转移到新店去。李楠虽然跛足，蹬起平板车来却一点儿不受影响。而娟，则开始为新店进货。
翔那边的事已耽误得太多，我要求他尽快使照相馆的业务恢复正常，别再操心我和娟的事了。
一天晚上，躺在床上时，我将我在娟老家的所见所闻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问翔是否经历过那种事。
他问：“受到震撼了？”
我点点头：“我以为现实中不会有那种事，只有小说或戏剧中才会有。”
他说：“有的时代文学以反映现实为主潮，有的时代却相反，现实会大量地复制小说的、戏剧的情节或故事，包括细节，也往往会如出一辙。以后，中国小说家、戏剧家或电影编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即将过去了。”
我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他说：“当现实中产生的原汁原味的人物、事件、情节和细节具有极高的戏剧性，比普遍的虚构类作品的想象更胜一筹，现实岂不是就有理由讥笑小说家了？既然说到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，那我就单以小说为例向你证明哈……”
于是他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——杜十娘的故事，现实已多次复制了；胭脂的故事，现实中也层出不穷；现实版的《贵妇还乡》《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》《白痴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推销员之死》《酒店》《死魂灵》《娜娜》《包法利夫人》，现实故事与原著几乎如出一辙……
想不到他这位搞摄影的比我读的“闲书”还多，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。
他说他曾有过一个忘年交，是国企干部，他父亲生前的老友，对他以世侄相待，已退休了。去年某日，他照例去探望，谈笑甚欢。他离开对方家才几分钟，刚走到楼下，对方忽然从六楼窗口跳下，当场摔死在他眼前。再巧一点儿，就砸他身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，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。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，礼节性拜访。与往次不同的是，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，也将光临。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，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事压下了，说人都死了，死者为大，不要乱猜疑、乱议论了。可是不久，那位领导的夫人向纪委揭发他有“小三”，由“小三”问题调查出了腐败案。联想到他包庇过死者，旧事重提，结果死者也原形毕露，涉贪金额数目还比较大……
翔说由于与对方的关系，那一时期自己也受到了组织调查，搞得灰头土脸的。
他说他家那小区曾住过一位老会计，人缘甚好，但一着急就会口吃，所以平时沉默寡言。不料呢，一日死于非命，被车撞死了。不久，人们听说，肇事司机被抓到了，招供了，竟是受雇为之，唆使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。法院开庭公审那天，不少与死者有感情的人都去旁听，他也去了。使人们大为意外的是——唆使者居然说自己心生恶念是由于多次受到讹诈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公司长期有小金库，而且只有总经理和老会计二人知道。老会计即将退休，总经理给了他十万元，明摆着是封口费。老会计一急，结巴了，除了“我不能要”四个字，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。总经理以为他嫌少，又加了十万。老会计更急了，干脆转身就走。总经理纠结了——一千来万呢，平分吧，舍不得；不平分吧，他张扬出去怎么办？过了几天，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他。老会计根本不接，背着双手，脸红脖子粗地直说：“侮辱我，侮辱我……”
控辩双方的律师当庭据理力争。辩方律师强调——事出有因，当事人受到讹诈的过程符合逻辑，显然成立！控方律师则指出——老会计口吃人人皆知，虽然并没明确说出不是嫌少的话语，但其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位“拒腐蚀，永不沾”的正人君子。
法官当庭没宣判。
二审开庭时，老会计的女儿提供了父亲的遗书，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。遗书的内容证明，老会计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拒绝，不是因为少，而是在乎清名。
辩方律师却不买账，认为不能排除伪造遗书的可能……
我忍不住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翔说：“经科学鉴定，遗书无疑。可是你想啊，一位好人，即将退休了，该享受享受清闲的晚年了，却不但死于非命，而且死后还名誉受辱，这是多么值得同情又多么可憎的现象！大千世界，茫茫人海，还有些事，叫人同情也不是，憎恨也不是，却又明明是悲剧……”
他说一次他在外地，住朋友家，早上散步时，见一个男子从垃圾桶旁拎走了一个丢弃的瓷洗脸盆，不知谁家改造卫生间淘汰的。他走了一圈，见那人将瓷盆砸碎，取下了铜的水漏。就在那时，环卫人员来了，斥责那人不该为了贪那点儿小便宜给清扫垃圾制造麻烦。那人口出不逊，二人言来语去，骂了起来，终至于打了起来，环卫工吃了亏。一小时后，环卫工半大不小的儿子来了，堵住了那人，要求赔礼道歉，那人仍极蛮横，结果被一刀捅死了……
“我虽然没在事发现场，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。那点儿铜才值多少钱？……”
“别说了！”我大叫起来。
“镇定。听我说完。为什么对你讲这些？是要使你明白，在十几亿人中，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。二百多年前，清朝初期，全世界不过才十六亿多人口。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，公私混杂，权钱交织，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，且抓且现，且治且泛，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，看社会，看人世间，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、愁眉不展、徒唤奈何纠结不已了。但我却是乐观的，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、社会在发展、民生状况在改变。“中国号”列车，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，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！所以亲爱的，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吧，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，我们只能尽力帮助；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，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，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的……”
翔最后几句话，对我起到了棒喝的作用。
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。
徐主任来了一次，向娟转告，郑宜然对她特有好感，希望将二人的关系进行下去。
娟却说：“做朋友可以，别的关系就免了吧。”
徐主任不解，打破砂锅地问为什么。
娟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——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，她了解到郑宜然是“老疙瘩”，有二姐一兄，职业都不错，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。所以，他已经习惯了不操心，进而认为凡是给他的生活找麻烦的人，都是“讨厌之人”。
“我和他太不一样了，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，而且我还没法做到六亲不认，不能视他们为讨厌之人，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他们。总不能把这类事都看成国家的责任，与自己毫不相干吧？我俩要是做了夫妻，还不整天为这些吵架呀？”
听了娟的郑重表白，我们面面相觑，默然无语。
两天后徐主任又来了，说郑宜然再三表示，婚后一定会做好丈夫，事事顺从妻子。
娟说：“徐主任，你忘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？”
徐主任愣了愣，讪笑道：“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呢！”
娟说：“要告诉，一定要告诉。”
徐主任又愣了愣，岔开话题说：“人家还表示，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，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。多好的事啊。”
娟说：“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，其他事儿再议。”
徐主任失望而去。
翔说：“他那人，做什么事都希望成功，肯定太有失败感了。不过呢，我认为娟是对的。”
我怼了他一句：“怎么对？”
娟看出我并不理解她，苦笑着对我说：“婉之，我知道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，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，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？”
我说：“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，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，成了夫妻，感情深了，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。”
娟说：“一个男人，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，这样的男人，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啊。我要的并不是那种丈夫嘛。”
翔拍了我的肩一下，给我找台阶地说：“我认为娟有自知之明，也有知人之智，她的事由她自己决定。咱俩都省省心吧。”
那事以后也就再没了下文。
张家贵也为娟的事与我通了次话，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。
我如实转告了娟，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。
娟说：“替我谢谢他，但不考虑了。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，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。”她决定将弟弟留在身边。